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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撑起求学海外的风帆

2019-3-4 14:23

摘要: 2019年1月,常州第一个托福考点落户省常中教育集团常州外国语学校,几个月后,将正式接受报名考试。这也是继2018年第一个雅思考点登录常州大学之后,常州考生迎来的新福利。 ...
  2019年1月,常州第一个托福考点落户省常中教育集团常州外国语学校,几个月后,将正式接受报名考试。这也是继2018年第一个雅思考点登录常州大学之后,常州考生迎来的新福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

  而托福,正是他们当年求学海外的起点。在常州,一代又一代托福考生背后,是一段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的历程,留学群体从“精英”走向“大众”,无论是求学还是就业,留下还是归来,他们的人生选择更加多元。

  1989年托福考生曹中:我选择了开放的人生


  一切都始于1989年。

  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台湾,从深圳到常州,曹中兜兜转转的人生,赶上了台湾经济腾飞的年代,又亲历了大陆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他的每一次突围都站在了时代奔涌的最前沿。

  如今,曹中已是常州一家包装公司的自动化经理,是对接美国苹果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但回忆过去,他依然庆幸当初考托福出国的选择,世界的大门由此在他面前打开,一个原本普通的小城少年开始了加速奔跑。

  1989年,大学二年级的曹中第一次参加托福考试,满分700分的台湾托福考卷,只得了381分。这是学霸首次遇挫。此前,这位来自花莲的少年,以出色的成绩考入高雄的重点高中,又一路考上了录取率只有7%的国立大学。刚进校一年,他就成为美国惠普公司的企业赞助学生,只要顺利通过托福,毕业后就能到惠普美国总部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的大学生仍可算天之骄子,“出国的更少,身边同学出国的大概在3%左右。”考托福的复习资料也很少,既没有专门的教辅材料,也没有成熟的辅导机构,曹中报了大学的英文专精班,虽不是专门的托福辅导班,但一半同学都是备考生,英语系教授也会做一些基本的辅导。

  复习了整整一年,曹中的第一次考试铩羽而归。但他并没有灰心,而是仔细分析问题所在。早年台湾的托福考试有四类题型:第一项,选择填空,以词汇、语法、阅读题为主,这可谓华语区考生的强项;第二项,听力,通过考场的喇叭播放,根据一段故事,回答一些文章延伸出来的问题;第三项,作文,设置不同的主题,多写多练,也是可以锻炼出来的;第四项,口语,考生以一对三,与考官进行15分钟的交流,“这个看起来难,但考官的提问差不多都在范围内,准备充足就可以很熟练地进行对话。”

  考虑到失分主要在听力和作文,曹中自己琢磨出两个方法进行专项训练。他到书店买来1000多页的英文字典,每天撕下5页揣兜里带到学校去背快速拓展词汇。未免枯燥,他又想出对着电影一句句抠台词,既可锻炼听力,又可当作精读,“发音、俚语各方面都能接触。”电影的选择也没什么具体标准,就是当下的热门电影,“记得有一部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扞卫战士》(大陆译为《壮志凌云》),我对着录像机一帧一帧按暂停,抄成英文和中文对照的剧本。这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然后再把电影的声音录到卡带上,反复听,一边听一边拿剧本做对照,直到我能听清楚电影里的每个单词,还能在脑子里条件反射般翻译出每句话的意思。”

  三个月后,曹中参加再考,得了452分,“就觉得自己复习对路了。”果然,紧接着的第三次考试,他就以532分通过考试,“在同学中,算是比较顺利的。”托福考试几乎每月都有,报名也很简单,但费用却不低,“每次1200元新台币,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

  1994年,大学毕业后服完兵役的曹中,拿着HI签证(美国给高级科技人员发的工作许可)到惠普美国总部工作。“没想到前三月基本是懵圈的,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这时他才意识到,托福只是一道门槛,后面还有更多的挑战。

  “在台湾的时候,老师从没有讲过,复活节是什么时候,我们还去问感恩节、复活节为什么要放假。”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也让他感觉融不进当地同事的圈子,“我急了,这怎么能学到技术呢?”

  到美国后,曹中接触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处于时代前沿的全新世界。“我那时在惠普的电子元件实验室,研发的一个射频元件科技含量很高,但我一直搞不懂是干嘛的。我们现在电视遥控器很灵敏,隔着一整个客厅都能换台,那时候不这样,要站很近。这就和射频元件有关,我那时候知道了就很惊讶,哇!原来还可以这样。”这种技术发展超越了想象力的体验,让他感到兴奋。多年以后,他意识到,“我在美国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把想象中的设备变成现实中机器的能力,这不仅和技术有关,也和思维有关。”

  所幸,熬过了最初的阶段后,曹中迎来了职业发展的黄金期,从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到技术员,从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再到专案工程师……在惠普所在的加州圣地亚哥,他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间房子——300平米的别墅,第一辆汽车——大众Vento。2002年,手握美国长期居留证、惠普六年工作约满后的曹中,被台湾一家外资公司高薪聘请回到台湾,成为独当一面的技术专家,正赶上一波台湾发展的高潮。2007年,再次转换职场角色的他又来到大陆,先后在深圳、苏州等地工作,一直做到大陆厂区总负责人。如今,作为美国苹果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他又来到了常州,担任一家包装公司的自动化经理。

  一路走来,曹中感慨,考托福、出国工作的经历,不仅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他开启了一段更为开放的人生。如今,他的旅行地图上插满了小旗子,跑了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他,有着远超同龄人的年轻心态,“你玩‘吃鸡’吗?我可是玩《绝地求生》的高手,段位升得比他们小年轻还快!”他得意地笑了。

  2010年托福考生谈丽娇:名校光环下的美国高考之路


  回忆起自己的托福考试经历,谈丽娇觉得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压力一点也不比高考小,只不过把一次考试变成了无数次考试。”

  谈丽娇是省常中第一届“美国名校班”的学生。和前几届从高一就开始为出国留学做准备的“美国AP班”的师兄师姐不同,他们原来是省常中普通班的学生,高一升高二面临文理分科时,他们这一届的同学多了一个选择——可以转入学校与上海新东方合作的“美国名校班”。

  首届“美国名校班”只有二十几号人,面对的考试从国内高考变成了托福和SAT(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考试,其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一般被称为“美国高考”),是申请美国名校最重要的两项成绩。除了学校自己的老师,上海新东方每周还会派不同科目的老师来上课。

  托福、SAT与国内高考最大的区别,就是从“一考定终身”变成了可以月月考,甚至不限次数地考。那时,两门考试常州都没有考点。SAT考试需要去香港,托福稍微好些,但江苏也只有南京、扬州几个考点,因为人多粥少,经常考位稀缺。谈丽娇和同学不得不求助网上的黄牛,“他们干的,就是不停地刷别人退出来的考位,抢漏。”

  谈丽娇的第一次托福体验,是在老师建议下的“裸考”,“刚进高二还没开始复习就去了,就是熟悉一下考试流程,看看自己的真实水平。”她考了70多分,算班里英语基础比较好的了。但她的目标是100分以上,“国内托福满分120,当时如果考过100,基本就能保底全美排名前50的学校,幸运的话,可以冲到排名前20的。”

  为了从70分爬到100分,谈丽娇经历了一段疯狂补课、刷考试的时期。“到高二下学期,同学都开始到南京、上海上额外的强化班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要偷偷考个好成绩出来。”她的倒数第二次托福考试是在扬州,当时SAT考试已迫在眉睫,但她仍然想再努力一把,争取托福冲上100。

  “记得那天是周五,老爸直接开车到上海补习班接了我,然后一起去扬州。凌晨两三点,还在看托福口语和作文的机经(原意为机考的经验),那是辅导机构的老师所做的考前预测,那会的机经还挺准的,可是有整整十几页纸的题目,不熬夜根本来不及看。”第二天的考试更是一场硬仗。上午9点开始的考试,一直要持续到下午1点半,中间仅有10分钟休息,可以吃些东西补充能量。“但我那天压力大到吃不下东西,只匆匆喝了点咖啡就继续考试了。所以考完出来已经晕得不行,一回常州就去医院挂葡萄糖了。”可惜,那次还是没冲上100分。倒是最后一次考试,已经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她,心态轻松,最终考到了103分。

  凭借不错的托福和SAT成绩,谈丽娇拿到了威廉玛丽学院、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几家学校的录取通知。学校各有所长,但她和父母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时排名最前,全美本科31名的威廉玛丽学院。学校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历史悠久,以扎实的本科教育闻名,最知名的校友当属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现在想来,当时留学的信息渠道还是太窄了。‘名校光环’之下,容易忽略对学校环境、专业发展前景等的综合考量。”留学生活远比校园排名来得琐碎、真实。刚入学的语言交流障碍,让原本开朗、热爱与人交流的谈丽娇不得不内向起来,“考试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犯he(他)、she(她)不分这种低级错误,但和别人交流时一磕巴,就老犯这种错误。”还有从小学到大的英式英语,也常常闹笑话,“他们觉得我把裤子说成‘trousers’,听起来就像祖母在说话,很滑稽。”

  但她仍然觉得留学美国是一趟“收获之旅”,“就像开了扇窗,让我发现自己的潜力,增强了信心。”这个信心不仅仅体现于独立在国外生活的能力,而是在学业上。大一第一学期,写作课要求阅读《指环王》英文原版小说,并论述喜欢的一个角色或剧情。“入学没多久,就要啃这种含古英语的小说,简直是欲哭无泪,只能每天熬夜。”怕影响室友休息,谈丽娇的论文大部分是深夜在宿舍楼下的共享活动空间里敲出来的,“居然也顺利完成了,最后成绩也比想象得好。”她第一次体会到,完成一篇十几页的论文是如此有成就感的事情。而自己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激发潜能,应对未来的挑战。

  有趣的是,回国后谈丽娇选择了一个和所学专业完全无关的工作,她想跳出工作—结婚—生孩子的轨迹,过一种不功利但更丰富的人生。“我不想这么早把自己绑在一个固定的模子里,更想去尝试人生的各种可能。在我看来,精神世界的富足要比物质上的富裕来得有价值。如果出国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一份还不错的稳定工作和收入,那我根本不必出国。”

  受西方文化中的self(自我)的影响,年轻的她回国开启了追求自由,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崭新人生。

  2019年托福考生周艳:期待在主场考出好成绩


  临近出分的关键阶段,周艳有近半的时间是在校外培训机构度过的。今年1月,她刚刚在南京考过托福。相比两年前第一次考托福,这次她已经从容不少,还有余裕吐槽考场又挤又臭的厕所,“中间10分钟休息上厕所,根本排不上队。”

  周艳是常州外国语学校高二国际班的学生,学校开设的课程针对英联邦国家,考的是雅思。“我是读到一半改了主意,想去读美国的学校,所以只能到外面来上课了。”在她和父母看来,从雅思改考托福,并不是一件大事。这多少也和出国留学从“精英化”到“大众化”转变有关。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是世界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其中,自费留学为54.13万人,占出国留学总人数的88.97%。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升,加之留学路径更加多元,出国留学也成为了寻常百姓家的选择。

  与此同时,出国留学的目的也有了较大不同。对00后的周艳来说,教育已不再是出国的唯一目标,她更看重从留学中获得丰富阅历,体验他国文化和生活,磨练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

  “以前我们做出国语言培训,学生以大学生为主,上课就行,考试出分节奏相对短平快。但现在家长的意识变了,孩子出国的时间提前了,留出的准备时间也多了。”朗阁的教学总监吴玉告诉记者。这样的转变有好有坏,时间充裕固然能更好地准备考试,但也有学生高一到高二,托福的一万个单词还没背完,总觉得时间还早。“为了促进学习,我们新设了学管办,专管学生的自习,每天背多少单词、做多少练习,都有老师追进度,并反馈给家长。而且一切都是免费的。”

  眼下的托福考试,是周艳必须跨过的门槛。她在培训机构的学习已经上紧了发条,除了一对一的课程,自习、上机模拟等的进度,都被分解进一张张任务表,在老师的督促下紧张地执行。3月,她将继续冲击105分的目标,“希望常州的考点快点开放,让我凭借主场优势,考出好成绩!” (记者 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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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珊蓉  编辑:缪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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