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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我从常州来到了宜兴扶风

2019-5-13 08:43

摘要: 1969年5月5日,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常州一中68届初中几十名同学告别父母,在西瀛里表场码头乘上了南去的轮船。船到宜兴和桥后,又步行10多里路来到了位于宜兴县东北部的扶风公社。随后,我们一中8位男同学和铁路中学 ...

196955日,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常州一中68届初中几十名同学告别父母,在西瀛里表场码头乘上了南去的轮船。船到宜兴和桥后,又步行10多里路来到了位于宜兴县东北部的扶风公社。随后,我们一中8位男同学和铁路中学的3位女同学被分配到大巷大队一个名叫“五茄棵”的村子里,分到茄东、茄西两个生产队里,开始了长达10年的知青岁月……

 

 

演了一回“丑角”

那时公路少、汽车少,缴公粮、运氨水、运猪粪都得用船。“烧香港”是一条从大运河和桥段通向太湖的支流,流经和桥、扶风两个公社的好几个大队。我插队的“五茄棵”村就在“烧香港”畔。刚下乡觉得什么事都新鲜,一有空闲,我们几个人就偷偷跑到河边,把队里仅有的一条水泥船拉出来,到“烧香港”里学摇船。

我们学得很快,后来竟能和社员们一起外出了。一次到常州食品公司运猪粪,两个老农加上我们两个知青,四人轮流摇船、轮流背纤,两个人一班。那是我第一次背纤,开始还东张张西望望,看看风景。后来就累得毫无兴致了,肩上的纤板仿佛有千斤重……

当时的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单一,无非就是听听有线广播、偶尔打打牌。难得遇上公社或临近大队放电影,片子么,不是革命样板戏就是《地道战》、《地雷战》等红色影片,后来还有《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之类的抗击法西斯的影片。

我们大队的崔书记是部队复员回来的,思想比较开放,他大胆地提出要搞一支文艺宣传队。各生产队里长得俊秀或是能哼唱几句的姑娘、小伙都被动员起来,自然少不了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

宣传队成立后,很快就排练了一场锡剧,因为是地方戏,很受社员欢迎。我们不仅在本公社演出,还应邀到高塍等邻近公社去演,场场爆满。

我们队的4个知青中有3人参加了演出,但都是反派角色,一个演匪军连长,两个演“狗腿子”。我演的“狗腿子”叫“恶六”。虽说角色不美,但我们都尽心尽力,演得活灵活现。一次,我们去邻近公社演出,谁知中饭后我就拉肚子,可能是饭菜不干净所致。到了傍晚,我不敢吃晚饭,但仍坚持上台演出。演出结束后,我休息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

 

“便车”旅游不肯花钱

好不容易盼来农忙结束,我与同组知青吴友道商量去长兴玩一趟。

说走就走。那天,我们从村里步行到公路,然后乘长途车到了宜兴城。为了省钱,我们想在公路边搭“便车”。运气还好,我们拦到一辆卡车,可惜只到丁山。丁山就丁山,反正离长兴近啦。到了丁山,我俩从公路边进镇,腿都走酸了。一打听,这里到长兴还有好几十里路呢!此时临近傍晚,我们急忙赶到汽车站,已无去长兴的汽车了。

怎么办?即便回乡下也有几十里路,也没了汽车,看来只能在丁山过夜了。我们又不肯花钱住旅馆,那时日晒夜露做一天,一个工也不过五六毛钱,谁肯随便花?我们想,索性就在街上坐一宿吧。

还是同伴吴友道机灵,他突然指着街对面停着的一辆卡车说:“还是睡到车上去吧!”走近一看,车上货物不多,还有篷布盖着。我们爬上车,也不管脏不脏,拉上篷布就迷迷糊糊打起盹来。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俩突然被一阵吆喝声惊醒,原来是司机来了。司机听说我们要去长兴,说可以带我们一段路,我们便来到了太湖边的一个小镇,再往南,就是长兴地界了……

 

保密学技术

下乡插队三四年后,眼看上调回城无望,“啃泥巴”收入又少,同学中有的学了裁缝,有的学了刺绣,有的外出学技术,还有的靠父母“门道”去了县办、公社办的企业。还有的同学,被推荐上了大学,当了工农兵大学生。真正安心在乡下种田的已寥寥无几。

学一门手艺,也是一条出路。农村就有这样的话:饥荒饿不死手艺人。但当时学艺不能公开,否则会被扣上一顶“不安心务农”的帽子,再难有出头之日。

我一开始找了几个地方,也曾经通过熟人介绍,去武进前黄镇上一家加工小螺丝的车间看过,但都觉得不合适。我家从爷爷到父亲、母亲,都是“吃”的纺织饭,最后,家中一致商定就学织机保全(机修)吧。

可是,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企业不是国营就是集体,不可能让人随便进厂学技术的。怎么办呢?

父亲真是神通广大,托人找关系,安排我去了宜兴和桥公社一个大队办的“北庄棉麻纺织厂”。和我一起学技术的还有一个无锡知青、几个武进湖塘的小青年。织布厂年轻人多,虽然生活清苦,倒也蛮热闹的。有时下了班,大家在一起喝喝酒、打打牌,倒也苦中有乐。我却丝毫不敢懈怠,时刻告诫自己,我是花了父母的钱来学技术的。除了吃饭、睡觉,我“埋”在车间里,看女工们挡车,看师傅、师兄弟们修机器,帮着抬零件、安装织布机。

为了保密,我还委托村上的同龄小伙吴友龙,将我家中所有来信收下,之后再转寄给我。这样学了几个月,我有点入门了。但这家厂离插队地方近,难免招风惹事。再者,要当师傅,独当一面,非有过硬的真本事不可。

“要去正规厂见见世面!”父亲决定让我去无锡学技术。原来,和桥队办厂生产的都是白坯布,织造工艺简单。内行人都知道,白坯布与色织布的织造工艺是无法相比的,色织工艺要复杂好多倍。要是掌握了色织机的维修技术,那么“走南闯北”,任何织机的维修都不在话下了。

于是,我又去无锡的一家色织厂,学了一个多月的色织机维修技术。19746月,经父亲牵线,我北上来到河南省东部的沈丘县县城边上的西关生产队,后来又去了邻县项城县水寨镇服装厂,经历了2年多的打工生活。19769月,家中考虑到我远离家乡,决定还是叫我回来的好。

此时已是70年代中后期,苏南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我所在的大队先是办了一家粮食加工厂,但规模很小,只能为本大队村民加工一些口粮,赚不到钱。

后来,大队得知我父亲是搞纺织的,外面人头熟,便与他多次商量,决定办一家服装厂,厂名叫“宜兴县扶风人民公社大巷大队劳保用品加工厂”。一名姓周的裁缝,一个有缝纫机的女青年,连我一起3个人,搭成了一个生产班子。

当时父亲在河南工作,厂里有货车来江苏时,便把工作服捎过去。但没能卖掉,只能拉回来。之后又在南京找到父亲的朋友、某纺织厂供销科长老周,在栖霞山的一家水泥加工厂,工作服总算是卖掉了,但货款却迟迟收不回来。

此时,已到了1978年年中,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年底,我的回城调令下达,但大队部不肯盖章放行,真是急煞人。我和大队书记争吵到半夜,他就坚持一句话:把货款要回来才能放行。

我无奈又去南京找老周。他沉思片刻,叫我去找水泥加工厂一位保管员。这位师傅听我述说了原委后,十分同情,立刻带我到供销科,这才解决了问题。第二天上午,听说钱款已汇出,我兴奋得要跳起来,终于可以回城了!  (文 王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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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华  编辑:张小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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